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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精卫为何请求日本不要进攻美国,蒋介石评传

来源:http://www.apkmedium.com 作者:澳门新甫京2566 时间:2019-11-20 06:0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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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门新甫京2566 ,第一节蒋汪双簧之谜 国民党宣传的历史中,都说抗战前后,汪精卫是主和的、是妥协的、误国的;而蒋介石却是主战的、是抗日的、爱国的。其实,在许多情况下,事实正好相反。 汪精卫从一九三二年就任行政院长以来,就以“跳火坑”的心情,处理国事。其中最大的一个特色,就是他肯替蒋介石背黑锅、受闲气。 蒋介石自从一九二八年济南事变、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闪躲日本人起,骨子里本来就是真正的主和派。自此以后,一九三三年塘沽协定,出卖华北利权;同年摧残察绥抗日活动,打击抗日分子;一九三五年何梅协定,使华北特殊化,这些都是蒋介石的作为。然而站在幕前背黑锅的,都是汪精卫。事实上,汪精卫本人,对日本原是主战派,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、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、一九三五年的古北口之役,他都主张和日本人打,且为了张学良的不抵抗(事实上是蒋介石指令的),一度忍无可忍,通电邀张学良一起下野,因此出国。据陈公博《八年来的回忆》: 汪先生那时不但主持行政院,而且兼了外交部长,我当时大不以为然,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为然。外间的批评都集中于汪先生一人,以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,所以当日许多人都曾劝过汪先生说:上海的淞沪协定为“汪先生”所知的,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,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。汪先生说:“绝不分辩,谁叫我当行政院长?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。”汪先生这一句话可以表明他当日的心境。 汪精卫身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,竟被蒋介石派人去主和,主了和以后,还要汪精卫追认。 陈公博的回忆,告诉了我们:蒋介石是如何在自取美名,却要汪精卫代背恶名?选蒋介石这种性格,甚至他的把兄黄郛有时都气不过。沈亦云《亦云回忆》中收有黄郛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一封电报,其中责备把弟说:“希望今后彼此真实地遵守‘共尝艰苦’之旧约,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,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,疑爱国者为弟,误国者为兄也。”——连蒋介石的把兄黄郛都如此,又况汪精卫乎?事实上,当时汪精卫的处境,正是扮误国的角色,为表面爱国的蒋介石,代演衬托的苦戏耳?选 据陈公博回忆:汪精卫开始有主和的倾向,始于一九三三年的长城古北口之役。这次战事,“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,都说官兵无法战争,官兵并非不愿战,实在不能战,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,我们官兵并看不见敌人,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。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,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”。到了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,他益发认为“中国对日应该寻出一条和平之路”,否则一旦开战,只是便宜了苏联。 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,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起,国事在形式上是由汪与蒋介石共同负责的,在强敌咄咄逼人的形势下,两人都没有抵抗日本的信心与决心,引起举国哗然。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,国民党在南京举行四届六中全会,在开幕典礼拍照时,汪精卫被击三枪。这件案子现在已经十分明朗,开枪的凶手是晨光通讯社外勤记者孙凤鸣,通讯社的社长叫胡云卿,都是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,激于“九一八”以后不抵抗的耻辱,决心牺牲个人,除蒋救国。结果蒋没有出来拍照,而枪手孙凤鸣已服鸦片烟泡,毒性将定时发作,乃一不做二不休,退而求其次,向汪精卫开了枪。蒋虽幸免,汪却替蒋挨了枪。(参阅蔡德金《汪精卫评传》页二二八至二三一)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怀疑是老蒋干的,冤枉了蒋,然而毫无疑问的是,汪与蒋合作,不仅替蒋背了黑锅,还挨了枪。凶手明明是要杀蒋介石的啊?选…… 西安事变之后,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之后,中国全面抗战,好像和战问题已经解决了。其实,表面上打得烽火连天,暗地里蒋日和谈不断,甚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,蒋介石仍不愿完全切断和谈的线索。 蒋介石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六三日分别约见英国、美国、德国、法国大使,希望西方强国调停。其实早于七月十九日,英国外相艾登(AnthonyEden)为了英国在华利益,宣布已与美、法两国联系,并通知南京与东京,愿意斡旋。(见Friedman,BritishRelationwithChina,P.93)七月二十八日,蒋约见英国驻华大使之后,英国驻东京代办多兹拜访日本外相广田弘毅,广田声称卢沟桥事变可由地方解决。但事实上事端更加恶化,英国舆论虽然谴责日本将损及大英利益(TheTimes,10Augustl937),然英国政府仅能做无力的抗议。孔祥熙时任财政部长,经由驻美大使王正廷,要罗斯福总统调停。美国驻日大使格鲁遂向日本外相表示,如有必要,美国愿意帮助解决中日纠纷。(参阅DepartmentofState,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:Japan,1931—1941,Vot.1.P.435)但是日方,尤其是日本的军方,根本不欢迎英、美介入。而德国正好与蒋介石自二十年代起就有良好关系,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崛起又与日帝建立伙伴关系,并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签订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,自处于调解中日的有利地位。日本既不好峻拒德国,德国顾及对华关系,不仅希望事变早日解决,而且希望日本考虑德国在华利益,以及提醒日本在华行动可能减轻对苏压力。(参阅Fox,GermanyandFarEasternQuestion,P.233)七月底,德国政府外交部长魏什克(ErnstvonWeizsacker)电告其驻华大使陶德曼(OskarTrautmann):“我们已清楚地使日本人知道,他们不能以反共产国际协定来对付中国,因该协定绝无在第三国攻打布尔什维克主义之目的。”(美国务院编DocumentsonGermanForiegnPolicy,1918—1945,1:P,742,743,参阅P.748)同时德国继续向中国提供军火,亦未立即撤除军事顾问团。德国人最顾虑的还是:由于日本的侵略行动,将使中国投向苏俄的怀抱。(见陶德曼报告,载GermanDocumentsonForeignPolicy,1:P.741,748)此为德国愿意介入的背景,虽然一时仍持谨慎态度。 日本侵华,军方最力,文人政府并不希望战争扩大。广田外相曾于八月初遣使到上海议和,导致八月八日,日本大使与中国外交部东亚司长高宗武在上海谈判。日方提出:一、沿白河建立不设防区,中日军队各自撤退;二、不侵占领土;三、不赔款。高氏代表中国政府表示,基于以上条件和平有望。(参阅《东京战犯审判纪录》,Exh.3260)然而八月九日却发生“大山事件”,最后引发“八一三”淞沪之战,谈判自然流产。 淞沪之战打得血肉横飞,但蒋介石暗中继续试探和平,曾向德国表示是否可以“德日反共协议”来影响日本,德方回答是否定的。(见陶德曼与德外相来往文件,载DocumentsonGermanForiegnPolicy,1:P.741,742)接着于八月二十一日,中苏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,并于九月九日向国联提出申诉,国联遂于十月初召集会议,但广田于十月二十一日声明拒绝参加会议,惟表示愿与中国直接谈判,并示意德国或意大利可为说客。(见德国驻日大使Derksen致德国外交部,载DocumentsonGermanForiegnPoticy,1:P.769—770)一周之后,日本正式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(HerbertvonDerksen)提出:“日本政府欢迎德国促使中国与日和谈。”陶德曼遂于十月三十日会见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,表示愿意作为沟通的桥梁。不久,于十一月三日,广田开出和议七条件,由德国转达。七条件重点是:一、内蒙自治;二、华北设非武装区,委派亲日首长,并圆满解决日本开发矿产事;三、上海非武装区要扩大,由国际警察管制;四、停止排日,修改教科书;五、共同防共;六、减低日本货进口税;七、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。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向柏林报告,他相信日本在上开七条件基础上,有和平诚意,故认为值得劝南京接受。柏林对陶德曼的训示也认为这些条件可作为和谈的基础。十一月五日,徐谟陪陶大使自汉口乘车至南京晋见时,蒋介石因犹冀望于尚在开会中的九国公约会议,故推说中国如同意日本的这些要求,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。蒋介石又说:中国不能正式承认收到日本的要求,因为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的九国公约会议各国关切的对象,各国是有意要在九国公约的基础上觅取和平的。陶德曼说:“我现在采取的步骤仅仅是机密地通知中国政府:日本向我们驻日大使表示的对于和平的意见。” 可是,日本拒绝参加的九国公约会议仍然进行之时,蒋介石见陶德曼这天,日本就在杭州湾登陆,同时安阳失守。十一月八日,太原失守、任县失守。九日,淞江失守。十一日,上海失守、大名失守。十三日,济阳失守。十四日,嘉善失守。十六日,昆山失守。十八日,嘉兴失守、烟台失守。二十日,苏州失守。二十一日,吴兴失守。二十四日,布鲁塞尔会议闭幕,所得之决议仅仅是重申普遍原则,促中日双方和谈,中止战争,完全暴露没有强制力的根本弱点。日本照样进军,二十五日,无锡失守、长兴失守。二十九日,宜兴失守、武进失守。三十日,溧阳失守、广德失守。十二月一日,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(BaronvonNeurath)告知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说:“为中国利益着想,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,还是尽速议和为好。中国政府迟延议和的时间愈久,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愈大。”(美国国务院DocumentsonGermanForeignPolicy,1918—1945,P.787)十二月二日,蒋介石召集军事长官汇报,先由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陶德曼从汉口到了南京。各将领问:日本有无旁的条件?徐谟说:据陶德曼所说,只是所提出的七条件,并无别的条件;如能答应,便可停战。蒋介石就问唐生智的意见,唐生智还没答,又转问白崇禧。白崇禧说,只是如此条件,那么为何打仗?徐谟说:陶德曼所提者只是此数项条件。蒋介石又问徐永昌。徐永昌说只是如此条件,可以答应。又问顾祝同,也说可以答应。再问唐生智,也赞同各人的意见。蒋介石就表示:一、德国调停不应拒绝,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;二、华北政权要保存。——蒋介石显然慌了。那天下午五点,他接见陶德曼,“愿意以德国大使阁下所提出的各点作为谈判的基础”。另表达两点:一、中国深望:在恢复和平的全部过程中,德国通过调停予以帮助;二、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,必须维持其完整。这就是说:一、一切结果,要请德国人背书,德国人不要放手;二、但求保住华北就好了,东北也不要了,内蒙也不要了。最后蒋介石要求:“必须强调提醒日本:在谈判完成以前,不要公布任何提出的条件。”(参阅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——对日抗战时期》第六编,页一一三)这显然是丢不起人,一切要偷偷摸摸地干。 蒋介石遂于十二月三日再度约见陶德曼,感谢德国政府努力斡旋,愿意接受日本十一月的条件为和谈基础:一、中国接受该条件议和;二、华北领土与主权独立完整;三、德国自始至终调停;四、和谈不涉及与第三国之协议。(见DocumentsonGermanForeignPolicy,P.787—789)陶德曼得到蒋介石的“毅然许诺”后,转报回国。德国外交部认定“日本的建议,差不多在所有的要点上都已得到了满意的反应”,遂在十二月七日,转告日本。可是,此时日军已逼近南京,气焰特甚,广田外相也对以一个月前的条件为和谈基础,表示怀疑,调停发生了意外的变化。十二月十三日,南京失守。 暴日虽相逼如是之甚,蒋介石虽发表一贯抵抗日本的宣言,但陶德曼调停并未因此中断。十二月二十二日,德国大使在汉口提出日本所开的新条件,重点是:一、中、日、满(满洲国,即中国东北)共同防共;二、设立非武装区,并在必要区域内成立特殊政权;三、中、日、满经济合作;四、对日本赔款。日本还提出和约缔结之前,不停止军事行动,并要求中国政府于年底以前接受这些条款。这种条件,连德国也认为太苛刻了,德驻日大使狄克逊即认为中国政府不可能接受。(见DocumentsonGermanForeignPolicy,P.804)德国政府于十二月二十九日照会日本,此种结果将无助于“反共产国际协议”。广田辩称条件可以修改,不过日本驻英大使又谓,日本愿尽早结束战争,然若蒋介石不接受日方条款,则将与中国地方政府媾和。(参阅同书,页八一一、八一二、八一三)尽管如此,蒋介石还是不敢断然拒绝,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,派出外交部长王宠惠,向陶德曼说:“经过适当的考虑后,我们觉得,改变了的条件范围太广泛了。因此,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,以便仔细研究,再做确切的决定。”(见同书,页八一五至八一六)日本外相广田虽说将依此与内阁讨论,实对中国政府的回复极为不满,乃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十时半,将日方强硬回应请德方立即转给汉口,并要求中止德国调停,此即日本首相《近卫文麿声明》,宣称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”。(见《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》第二册,页三八六至三八七)蒋介石亦在一月十八日做了自我澄清的声明,谓中国将为领土完整及其主权奋战到底。至此,和谈好像是彻底破裂了。事实上,德国调停虽然结束,蒋日间和谈的线索并未中断。 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春就已建立起渠道,主要是靠孙中山的日本旧友,如萱野长知(一八七三—一九四七)、小川平吉(一八六九—一九四二)、头山满(一八五五—一九四四)、秋山定辅(一八六六—一九五O)等。这批人看似民间人士,实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,他们站在其本国利益的立场,又与国民党有历史渊源,自愿为两边奔走和平。 蒋日之间的秘密接触,初由南京失守后出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主其事,在香港设有秘密办事处,由柳云龙、杜石山负责。日方资料称柳为蒋介石的外甥,或称蒋母妹妹的儿子,宋美龄曾亲自到香港“指导”,全盘都是蒋门作业。 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,国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三日,亦即是日相近卫已宣布不以国府为谈判对手之后,曾电请头山满“主持正义,力挽狂澜,设使贵国军人早日醒悟”。同年三四月间,萱野长知的助手松木藏次与孔祥熙的亲信贾存德,在上海中国旅行社秘密见面商谈,松本传达承认满蒙的要求,贾存德则要求日本撤兵。萱野本人也与贾见了面,并由贾带信经港飞汉口报告孔祥熙。孔回信要求双方即刻停战,尊重中国主权,至于日方要求解决满蒙,中国原则上同意,具体问题可于谈判时商定。萱野回到日本后与小川平吉商讨,觉得孔有诚意,小川遂于六月十日分访新任日相宇垣一成与前相近卫文麿。不过近卫不久之前已宣布“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”,然小川与宇垣认为仍然需要与国府交涉,必要时可取消旧声明,故颇支持萱野与孔祥熙继续谈判,不久谈判集中到香港。孔祥熙又找到萱野老友马伯援和居正夫人(居正的女儿是萱野的养女)到港相助,特别希望日军暂勿进攻汉口。不过日方又提出蒋介石下野以承担责任的要求无法解决,孔祥熙愿辞行政院长代蒋下野,未为日方接纳。一时之间,蒋介石的下野问题成为和谈的障碍,日本军方对蒋介石尤持坚决排斥态度。 约当此时,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于七月五日自香港抵达神户。(参阅《汪精卫集团投敌》,页二一二至二七三)高氏日本之行,论者每想当然,以为奉汪精卫之命,其实是奉蒋介石之命,专治汪精卫和平运动的美国学者邦克(GeraldE.Bunker)曾与高宗武做多次访谈,论定高直通蒋介石,“绝非汪之代理人”(KaoinnosenseactingasWang’sagent)。(见Bunker,ThePeaceConspiracy,P.75,80)高宗武早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就奉命在香港设立以“日本问题研究所”为名的情报机关,暗中与日方联系。三月二十七日,曾与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在港和日人西义显等会晤后,飞往汉口,于四月三日提出报告,并于五日晨“晋谒委座”。四月十四日,高自汉飞港,“负有秘密使命也”。(《周佛海日记》上册,页七十八、八三十)据西义显《悲剧的证人——中日和平运动秘史》说,蒋介石要高氏转达:“东北与内蒙问题,可留待他日再谈,惟河北省应即交还中国,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,日方应予尊重。上项条件获日方之谅解,则先行停战,再行谈商细节。”五月三十日,高宗武又自香港来汉口,当时已任宣传部代部长的周佛海,把他送往陈布雷处。(《周佛海日记》上册,页一O六)六月五日,高又“奉命飞港”。六月二十五日,梅思平谒汪精卫后往见周佛海,“谈对宗武赴日之推测”。可见高宗武赴日之前,汉口已知之,汪、梅、周尚需“推测”,证明高奉蒋命,连他们三人都不知详情。当时在汉口军令厅工作的张有谷说,七月六日,侍从室命令派机将求和密函,由飞行员汤卜生驾驶,前往南京,空投给在访的日本秩父宫亲王,若日军停止关内军事行动,东北可以割让。(张有谷《保卫武汉时期蒋介石的一件通敌罪行》,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八辑,页一四一至一四二) 高宗武自日本回到香港后,没有马上报命,周在七月十九日日记上说:“闻宗武返港数日,迄无消息,布兄亦无所闻。”显因日方仍“不以蒋介石为对手”之故,使高觉得无以报蒋之命,结果高宗武于七月二十二日派外交部情报司科长周隆庠,“送其报告呈委座”,没有讳言“对方坚持要委座下野”,周氏也表示“失望”。第二天,周佛海去蒋介石公馆聚餐时,见蒋“打不起精神”。没过几天,周就听说,蒋令“王亮畴托英、美大使,设法由英、美向中日双方提出停战,或向中、日双方提出希望早日结束战争”。(同书,页一二八至一二九)《蒋总统秘录》说,高宗武“成了被日军所利用于为汪兆铭抬轿子的脚夫”,显然是蒋介石的一面之词。蒋于失望之余,悻悻然竟不承认派高宗武去和日本人谈判的事了。 周佛海在七月二十六日记道:“与隆庠谈半小时,嘱其明日赴港,转达一切。”转达什么,虽不知道,很可能是为了可以接受的和平,如不与蒋为对手,非要蒋下台不可,则可由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出马。所以高宗武并没有就此在香港养病,而是继续在港、沪两地与日方交涉,寻又有梅思平参与其事,最后才会有近卫的新声明与三原则。 经过萱野长知与贾存德的沟通,日方虽仍要蒋下野,然而若蒋决心“铲共亲日,媾和尔后有办法”。所谓办法,即体谅蒋一时不能下野的苦衷,答允只须预先做下野表示,“而在和平之后自动实行,当亦无妨。”(《小川平吉关系文书》宇垣还得到裕仁天皇秘密批准,与孔祥熙在军艇上晤面的计划。至此,日方实已修正了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”的主张。九月二十五日马伯援自港取道河内赴渝,与蒋介石、孔祥熙详商。蒋也派郑介民到香港会谈。蒋日和谈即将一拍即合,奈日本内部一直有矛盾,陆相与外相意见尤其不合。陆相板垣征四郎认为汉口即下,国府即将投降,无须发表撤兵声明,并指外相宇垣要与孔祥熙谈判为“国贼”,反对和议。宇垣被迫于九月二十九日辞去外相职务,那已经准备的不寻常会谈也告流产。(参阅杨天石《寻求历史的谜底》,页六O八至六一○;施乐渠《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阴谋活动》,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一辑,页六十五至六十七) 日本军阀果于十月二十五日攻占武汉,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,号召“继续贯彻持久抗战”,但是暗中仍继续与萱野等民间人士保持联系。然而日本虽攻下武汉,并不如军方所想,中国会投降。日本政府显然忧心孤军深入,久战不决,增强了媾和意愿,梅思平也有了成绩。周佛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有记,颇堪玩味: (梅思平由港来,略谈,即偕赴汪公馆,报告与宗武赴沪接洽经过,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稿。 这个草稿,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政府发表所谓调整中日邦交,“善邻友好、共同防共、经济提携”三原则的声明(亦称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,全文见《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》第三册,页四○七)。发表前将近一个月,重庆方面已经知道底案。蒋、汪既然都主和,此三原则无疑可作为和谈的基础。蒋、汪的争执绝非主战、主和之争,蒋之不愿附和,显然因为近卫没有明确撤销先前不与他为对手的声明,而汪则认为应做积极回应。当蒋坚持不肯,汪乃决定脱离重庆,自由表达和平主张,配合近卫三原则的发表,在舆论上造势,逼蒋走向谈判桌来。 汪精卫自重庆出走,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的事,这天他由重庆飞往昆明,十九日再由昆明转往河内。二十一日,张群电蒋介石,说汪精卫有电给他,说“拟对和平及防共问题以去就争”。二十二日,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第三次发表“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”,提出善邻友好、共同防共、经济提携三原则。且以绝无领土野心,尊重中国主权,不要求军费赔偿为说。二十四日,龙云电蒋介石,说汪精卫有电叫他代转,内容是:“在渝两次谒谈,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,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,详容函陈。”二十六日,蒋介石在纪念周上宣布说:“汪先生请假四个月,出国养病,希望早日回来,共商大计。”二十八日,汪精卫有信致蒋介石,认为日方提出三原则之后,“我方如声明,可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”,进而“结束战争,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”,要求“毅然决定,见之施行”。汪精卫这封信,收在一九八一年九月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——对日抗战时期》第六编《傀儡组织》第三册里。但信中提到的十二月二十八日“兹有上中央电”,却被做了手脚,未见收入。现据一九四一年三月汪政权宣传部出版的《和平反共建国文献国民政府还都周年纪念册》所收,抄录如下: 兹有上中央一电,除拍发外,谨再抄呈一纸,以备鉴。本月九日,铭谒总裁蒋先生,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,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,两者皆有困难,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,故和平非无可望。外交方面,期待英美法之协助,苏联之不反对,德意之不作难,尤期待日本之觉悟;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,东亚之不可独霸,则和平终当到来。凡此披沥,当日在座诸同志,所共闻也。今日方声明,实不能谓无觉悟。犹忆去岁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,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,所述日方条件,不如此明画,且较此为苛,蒋先生体念大局,曾毅然许诺,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;其后日方迁延,南京陷落之后,改提条件,范围广漠,遂致因循。今日方既有此觉悟,我方自应答以声明,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,而努力折冲,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,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,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。英美法之助力,今已见其端倪,惟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,俾我比较有利,绝不能用于解决战争,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,此为尽人所能知,无待赘言。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,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,必欣然协助,国际情势,大致可见。至于国内,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、惟恐国民政府不倒、惟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,想当无不同情者。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,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;除已另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,仅再披沥以陈。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,俯赐赞同,幸甚,幸甚。专此,敬候公祺。 汪精卫此电把陶德曼调停经过说得很明白,调停之所以失败,因日方改变十一月份可以接受之条件,现在日本既已“觉悟”,回到原来可被蒋介石接受的立场,甚至更加明确,岂有相拒之理?到了第二天,汪精卫即发出著名的艳(“艳”是二十九日电报代日的简写,电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《新闻报》)电给重庆,再度敦促接受调整中日邦交三原则,作为和谈的基础。汪氏这三个文件,俱收入《和平反共建国文献》之中,基本重点只有一个,就是“如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”,则不妨结束。汪精卫认为:与日本和谈,并不是他个人的私见,他说南京尚未陷落前,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从事调停,当时日本开的价码比现在还苛,但是“蒋先生体念大局,曾毅然许诺”。如今一年仗打下来,中国已由武汉撤守而退往四川,处境更差,但日本开的价码反倒比去年宽了,既然这样,为什么不能谈和?抗战的目的既然在保国家的生存独立,如果能以和平得之,为什么一定要打? 汪精卫能够从重庆出走,虽说汪氏副总裁身份特殊,无人敢挡驾,但出走的不止汪一人,陆陆续续,难道蒋介石的特务皆视而不见?再说出走有目的,难道戴笠连这一点情报都没有?其中必有文章。据冯玉祥《我所认识的蒋介石》的回忆,当时就有人说这是“蒋介石汪精卫唱双簧”,冯玉祥举出最明显的理由是: 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,人民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,经过审查、核准,高级官吏更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,汪精卫带着曾仲鸣、林柏生以及许多人乘坐专机飞昆明,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部给他什么任务,戴笠岂有不先报告蒋的道理?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,断不可能。汪到了昆明,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蒋,如蒋要阻止他,是绝对做得到的。 对冯玉祥这段话,我们找出一件文件上的旁证。一九八一年九月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——对日抗战时期》第六编《傀儡组织》第三册里,曾收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《龙云以汪兆铭经滇飞往河内呈蒋委员长之效电》,内容是: 重庆,委员长蒋钧鉴:僭密。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,本日身感不适,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。昨夜及临行时两次电详呈。职龙云。效秘印。 这一秘密电文中,最令人注意的是,汪精卫到云南的当晚,龙云就“电呈”了蒋介石;在汪精卫次日临行时,又再度“电呈”了蒋介石。可见冯玉祥所说“如蒋要阻止他,是绝对做得到的”,是确实的。 关于这一疑案,朱子家在《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》(李敖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)中,也有论述如下: 当年盛传的蒋汪双簧,是应该有其可能的,连日本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,他们曾公然对我说过:“你们中国人是够聪明的,像是在赌台上赌大小,重庆押大,而南京押小,殊途同归,开出来总有一面是会被押中,而押中的也一定是你们中国人中之一面。”因为如果汪氏的出走,事前不得重庆方面的默许,他不能离开重庆,自更不能离开国境一步。 此外另有一个旁证,汪氏在离渝前曾对陈公博说过:“我在重庆主和,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,这是于政府不利的。我若离开重庆,则是我个人的主张,如交涉有好的条件,然后政府才接受。”(陈公博《八年来的回忆》)据此而观,最后两语,意义太明显了。是由汪氏出面去与日本交涉,条件不好,由汪氏独任其咎;有好条件,政府才出面接受,这不是也可能真是一出双簧吗? 但褚民谊在苏狱中说过几句话:“早有人处心积虑,想把一只臭马桶套在汪先生头上。这次是千载一时的机会,既经动了手,就绝不会轻易放过了。”那岂不是说,本来约定是做假戏,但一出场,就变成做真戏了。这说法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呢?又安得再起汪氏于地下而问之?选 这里说“本来约定是做假戏,但一出场,就变成做真戏了”,倒是很可能的。以殷汝耕为旁证,就可明白。殷汝耕在一九三五年成立冀东政府,抗战胜利后被捕,在狱中,他终日念佛,了无嗔意,被提出枪毙时,还从容得很。检察官问他有没有遗言要留,他说:“我很奇怪,当初不是要我组织冀东政府的,为什么今天要枪毙我?”类似殷汝耕的疑案,在缪斌、王克敏等人身上,也都发生过。 汪精卫到河内主要目的就是发表和平主张,采纳与否,权在中央。故发表艳电之后,即准备赴法休养。然而当谷正鼎送来护照与旅费后不久,却发生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河内刺汪案,结果误中副车,杀死了汪氏秘书曾仲鸣,另有五人受伤。河内法院抓了几个人,以一般凶杀案,草率处理了事。汪氏本人肯定是重庆派人干的,故在《曾仲鸣先生行状》中说:“法文各报皆以大字标明蓝衣社所为,且叙凶手供称,谋杀目的实在兆铭。”(《曾仲鸣先生殉国周年纪念集》卷首)但一时没有确切的证据。哪知凶手们到台湾之后,忽觉自己是锄奸的英雄,一一亮相,如陈恭澍等大写回忆,无异招认,甚至实际开枪的王鲁翘也当上台北警察局长,侃侃而谈,不久遭离奇车祸死亡。河内刺汪案终大白于世,原来是特务头子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干的,戴笠还于二月底三月初亲往河内布置。谷正鼎两度访汪,很可能与戴配合,以观形察势,做好谋杀的准备工作。也可能是单线,谷如陈立夫一样不知情。 我们不认为汪精卫出走前与蒋有默契,汪于一九四O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致蒋介石感电犹谓:“兆铭痛感艳电以来,荏苒岁月,国命益殆,民病益深,故不及待执事之赞成,亦不及顾执事之反对。”(《和平反共建国文献》,页一四三)但是我们认为蒋眼开眼闭让汪等出走,特务固不敢拦汪,但特务不会上告蒋来做决定吗?蒋不拦汪,必须从蒋本人的主和意愿来理解。他把汪等当试验气球,放出去瞧瞧。然而蒋为何又要谋杀汪精卫呢?我们的理解有两种可能性,其一是蒋氏“兔死狗烹”哲学,让汪发表和平主张之后,由他后续完成,免得日本人想与汪做对手。其二,如果不除去汪,搞不好,和议成功却让汪氏取而代之。更何况汪氏途经云南,与龙云相处甚笃,如果龙云加以响应,将更增加汪之声势,故明知汪有赴法打算,仍怕夜长梦多,为以后蒋日和谈制造麻烦,于是不惜遣特务杀之。 可是误中副车之后,反而弄巧成拙。这一毒辣的行动,刺激了汪精卫,汪乃在三月二十七日发表“举一个例”,公布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的国民党秘密会议记录,即“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记录”,证明了主和之意,国民党大员皆有之,蒋介石尤其主其事。文中并提出三个疑问: 第一、德大使当时所说,与近卫内阁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相比较,德大使所说,可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,何以近卫声明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? 第二、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,南京尚未陷落,已经认为和平谈判可以进行,何以当近卫声明时,南京、济南、徐州、开封、安庆、九江、广州、武汉,均已相继陷落,长沙则尚未陷落,而自己先已烧个精光,和平谈判,反不可以进行? 第三、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,国防最高会议诸人,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,主张均已相同,何以当近卫声明时,又会主张不同,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,加以诬蔑,诬蔑不足,还要夺其生命,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?(《和平反共建国文献》,页八至九) 不仅此也,激动的汪精卫触发了烈士性格,为死友、为主张,干脆一不做二不休,不去法国了,也不理蒋介石高兴不高兴,径自去与日本人谈。…… 有趣的是,蒋介石公开谴责以及谋杀未遂汪精卫之后,继续经由萱野转告新上任的有田八郎外相:他正积极布置准备对付共产党以及对日和平之意不变。其实,不仅嘴巴上说,还起而行,于一九三九年年初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时,明显展示反共态度,以配合近卫三原则之二,并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。陈诚于二月三日致电在香港的柳云龙说: 今组织之国防委员会,网罗朝野人员,置于蒋氏一人之下,时机一至,便可运用和平而无阻。(《杜石山致萱野长知》,载《小川平吉关系文书》 一个月之后,蒋介石亲自发电给柳云龙、杜石山说: 石山兄台鉴:历次来电,暨萱野翁前日来电,均已诵悉,中日事变,诚为两国之不幸,萱野翁不辞奔劳,至深感佩,惟和平之基础,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原则之上,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。日本方面,究竟有无和平诚意,并其和平基案如何,盼向萱野翁切实询明,伫候详复。蒋中正蒙。 此电紧要处,为蒋明显可以接受“卢沟桥事变前后之现实”,也就是说满蒙可以不要,但须重尊中国本部之主权,亦即是陶德曼调停时的第一个日本方案。但蒋怕日本别开新价码,故要“切实询明”日方和平的基案。能不说是求和心切吗?事实上,此时蒋介石已不经手孔祥熙,由自己直接遥控了,宋美龄也于七月十六日亲自飞到香港与萱野面晤。会谈设于香港大酒店三五O号房间,柳云龙代表蒋方提出七点:一、平等互让;二、领土完整、主权独立;三、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;四、日本撤兵;五、共同防共;六、经济提携;七、不追究维新政府、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(参阅杨天石《寻求历史的谜底》,页六至四)基本上响应近卫三原则。杜石山于会后致电蒋介石称:“和平之事,当在汪氏等所欲谋者未成熟之前,始克有济,否则夜长梦多,多一纠纷即添一障碍,届时钧座虽欲当机立断,恐亦为事实之所不许也。”(《小川平吉关系文书》至此,蒋与汪已开始做“和平”竞赛了。接着小川平吉于三月二十四日赴港,听取萱野汇报后,并与蒋方进一步商谈,小川与萱野提出是否可首先讨伐共产党,以实现局部停战,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回答都是正面的,并谓可用“密约办理”。杜石山告诉小川,蒋“现已布置了大量嫡系军以对付共产党”,以及“在议和成功之时,望以日本的先锋队进行讨共”。(《小川平吉关系文书》蒋又于四月间派马伯援与小川在港联系,很可能有进一步的表态,但马突于四月二十四日逝世。五月六日,小川又与张季鸾会谈,更明言日本最关切排共。蒋介石反共意愿虽高,但在那个情况下,马上翻脸伐共自大有顾忌。然小川等急于要蒋明确表态,甚至要到重庆来谈。相逼之下,蒋终感化暗为明维艰,想缓一缓,将和平要求先在国防会议提出再说。小川等在杜石山等人一再解释下,对蒋氏苦心表示谅解。 六月间,中共对蒋日和谈已有所闻,乃迫蒋履行诺言,广西方面也表示如果中途妥协,将单独抗战,使蒋更不敢公开表态。此时汪精卫已到东京与平沼首相会谈,但蒋介石不仅仍然保留香港联络点,而且宋美龄再度飞港与柳云龙等会商,并由杜石山会见小川,要求阻滞汪精卫新政府的成立。小川等则想于汪政权成立前,逼蒋公开表态,接受和平条件,因而重申蒋日双方在军舰会谈前议。(阅《小川平吉关系文书》,页六四○至六四三)蒋于七月七日抗战二周年文告,重申抗战到底的国策不变,他能不如此重申吗?但被日方认为缺乏诚意,更倾向汪精卫。不过,蒋于七月十六日在重庆发表军事委员会组织与人选,规定蒋有权执行国府组织法第一一一条之规定,即宣战、议和、缔约的权力,已为蒋全权议和订下法律根据。蒋又于八月初经杜石山转告日方已有分共决心,并派郑介民、王景惠先后赴日,力阻汪日之间的和平运动。小川也开始积极活动,于八月十日走访近卫文麿,并连夜进京会晤首相,提出所谓“战胜国宽宏大度”的第三方案,由小川携赴重庆谈判,同时要求对方派出孔祥熙一级的代表参与预备会议。重庆方面得此报以及汪政府将延期成立之消息后,孔祥熙声言将牺牲一身,决心在参政会提出“和平”案。此时德国与苏联已缔定互不侵犯条约,日苏亦已有妥协迹象。蒋、孔怕孤立,故更加积极求和。但此一世界形势的发展也使日本军方更为嚣张,对日本政府横施压力,被迫于九月十三日声明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。蒋、日和谈再次触礁。蒋介石对汪组府“深恶痛绝”,不谓无因。唐纵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二日的日记提道: 委员长发表重要谈话,对汪逆召开伪代表大会及企图成立伪中央政权问题,深恶痛绝。委座从未公开斥辱何人,此为第一次,并表示海枯石烂,永不宽赦。(《在蒋介石身边八年》,页一○一) 照说汪精卫去做“逆”,自毁历史,蒋介石又何必“深恶痛绝”呢?其所以“深恶痛绝”,显因汪破坏了蒋日和谈之故。汪是已下了海的,摆明在搞,然而蒋却一直暗干,想下海因考虑太多而不敢下海?选 一九三九年底,南京的汪政权开场之前,高宗武与陶希圣突然出走,抵达香港后,于一九四O年一月二十一日,在《大公报》上刊登来函,并公布轰动一时的文件——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》。此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的日方草案,修正案改称《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》,于同年十二月三十日签字。由于初次公布的是草案,日方要求十分苛刻,更凸显此一《要纲》的卖国性质。在轰动之余,重庆在宣传与情报战场上,似犹全胜,而使南京汪政权大惊失色,窘态百出,莫可奈何。 高、陶的出走成功,已可确定得自杜月笙以及重庆地下工作人员的协助。陶希圣抵港后,于一九四○年一月十九日收到蒋介石亲笔函,令陶“坦率详陈附逆经过”。黄仁霖于二月十七日自港返渝时,陶托黄转呈回函一件,陶对蒋给予“戴罪图功”的机会,“铭感于衷”,自称罪民陶希圣。然而陶氏此件于二月十三日就被日本情报人员密得,冈崎总领事以第八二号极密件发电给东京外务省有田外务大臣,当晚收达。从此一密件得知,高宗武“之参加汪方,早得中枢谅解”,可证高非仅为汪奔走和谈,也一直为蒋效驱驰。高是蒋之人马,尚有四条旁证: 一、当时汪派国民党怕蒋派国民党谋杀,都不敢住租界,而高宗武独住法租界的花园洋房,因为他心里明白,他是敌人的朋友。 二、一九三九年夏天,高宗武随汪精卫到日本,据亦在随行之列的周隆庠说,影佐祯昭见汪,要把高宗武留在日本,因觉其形迹可疑,但无确实证据,经汪极力反对而未留下。影佐是日本情报头目,显然已有风闻。 三、高宗武到香港后不久赴美,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,陈布雷打了这样一通电报给驻美大使胡适:“胡大使:咸日由贺主任耀组名义汇上美金四千元,系委座发高君宗武旅学费,即请转交高君,并复为荷。弟陈布雷。勘。”四千美金在一九四二年不是一笔小数目,学费其名,奖金其实。 四、据高宗武本人的访谈,他自港赴美前,蒋介石曾写亲笔信给他,誉为“浙东强人”(见Bunker,ThePeaceConspiracy,P.206),与蒋要求自称罪民的陶希圣,戴罪图功,相映成趣。 汪政权虽然建立,汪记“和平运动”却因高陶事件,受到致命性的打击,但是骂汪逆的蒋介石并未一心主战,仍然继续他暗地里的“和平运动”。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下旬,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,会见了蒋介石的舅子宋子良。几次会谈后,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就派今井武夫大佐到香港。一九四O年二月十四日,今井武夫和宋子良在香港东肥洋行会见。商定在二月底举行中日两方正式圆桌会议。今井武夫赶到南京,向西尾总司令报告说,奉命在十九日飞东京向闲院宫参谋总长和畑俊六陆相说明会谈内容。参谋本部立即派谋略课长臼井茂树大佐到了香港,实地了解情况。三月二日,中国代表全体到齐,除宋子良外,还有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、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、陆军少将张汉年、张治平等人。 三天之后,蒋宋美龄以治牙为名也到达香港。三月八日会谈开始,在东肥洋行二楼举行。会谈前双方出示证件,以明身份。日方由陆军大臣畑俊六出证明书,中方由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出证明书。会谈内容主要有关“满洲国”问题、日华共同防共问题、汪政权问题,以及日本在华北驻兵问题。其中当然以共同防共的意见最趋一致,其他问题也有商量余地。宋美龄于五月间再度来港。宋子良还邀今井武夫在香港海面上游艇中密谈,强调蒋委员长确实想和(见《今井武夫回忆录》,页一四四),如和谈成功,最快可于七月间对共产党进行讨伐。于是六月六日,双方代表经多次磋商后,一致同意由板垣征四郎、蒋介石、汪精卫三人举行长沙会谈。七月二十二日双方在香港签署备忘录如下: 下记日华代表关于进行停战会谈事,系分别遵照板垣总参谋长及蒋委员长意旨,并互相确认各自上司有关进行会谈的亲笔证件后,约定事项如下: 一、时间:八月初旬 二、地点:长沙 三、方法:板垣征四郎及蒋介石商谈日华停战问题 代表铃木卓尔 代表宋士杰 昭和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这就是日本人所谓的“桐工作(KiriKqsaku)”。宋士杰为宋子良的化名,其实宋子良也是特务顶替的。 同时,蒋介石又于六月二十一日致电香港杜石山,再邀萱野前来和谈,并代致“表示后悔”之意。萱野原拟八月初赴港,然因板垣正着手于“桐工作”而受阻。在侍从室工作的唐纵已于八月五日觉察到,“日来和平已在暗中举行,此事关系重大,外间知者极少。”(《在蒋介石身边八年》,页一四五)唐纵并未参与其事,他只是从“许多小征候”观察而知。八月二十八日,戴笠又告诉唐纵,“张季鸾昨天回来,今日又飞香港,这是与日秘密交涉有关。”可为正在进行中的“桐工作”的一个旁证。 这个“桐工作”,可以说是蒋日和谈的最高xdx潮。谈到三个人会谈的地步,实由于战局对中国不利,当时英法都想与日本妥协,日军又已进占宜昌,直接威胁到重庆。蒋于和战之间自然动摇到最严重关头。然而正当“桐工作”积极进行之际,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,蒋氏记得近卫有不与他做对手的声明,遂于七月三十一日要求以某种方式撤销,他才放心。他也顾虑到汪日之间的条约,汪政权已经成立,与汪平起平坐也是难题。不过,汪倒是很愿意日本与蒋直接和谈(参阅Bunker,ThePeaceConspiracy,P.155—156),惟蒋提出“有汪无蒋,有汪无和平”的论调,要求汪出国、隐退,甚至把汪交给蒋处理,日方表示难以接受。更重要的是中共发动了“百团大战”,日本人写的《太平洋战争史》认为百团大战“是中日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激战,给予日本军队以沉重的打击”,并认为中共抗日力量的展示,使“蒋介石不敢脱离抗日阵营”,显然蒋若不抗日,中共还是会继续领导抗日。这种说法已被大陆学者证实,他们更进而指出,百团大战就是因为获知“桐工作”而发起的。若然,则中共救了蒋介石没去当汉奸。蒋介石既然起了犹豫,板垣虽于八月二十二日写来亲笔信,深信三人会谈“当能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”,向蒋打气,但蒋终于不敢接受,于九月中旬由宋子良转达,推说重庆意见不一,“目前不应马上举行长沙会谈”。九月十九日,所谓“桐工作”以失败告终。虽如此,蒋介石并未因此放弃和谈。他于同年的十一月一日又托杜石山致电萱野,有谓: 蒋公既以石山等与先生有所约,中日和平路线绝对已有维持,故拒绝红军进攻平津以断日军接济,不准小张复出而重东北纠纷。(《小川平吉关系文书》 我们从这一则密电才知道,蒋介石不放小张原来还有日本因素。 蒋介石又于十一月十六日向头山满与萱野长知致意,说是宋子良擅自与板垣代表晤谈、接受条件,并说宋子良“惧而避之美国”云云,显然要在国民党的日本朋友面前推卸责任。(蒋原函可见于杨天石《民国掌故》,页三二九)其实,连宋子良都是假的。今井武夫到一九四五年才弄清楚,与板垣代表谈判的宋子良,根本是戴笠手下特务曾广顶替的(见《今井武夫回忆录》,页一四六至一四七、一六二),再据参与“桐工作”的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于一九五三年访日时,告诉今井武夫,当年会谈蒋介石确是幕后的大老板,由戴笠秘密执行。 蒋介石虽然一再解释,殷勤示意,日本政府仍然于一九四○年十一月三十日正式承认了汪政权。但是蒋介石依然没有死心。一九四一年五月,萱野到澳门,蒋又派柳云龙前往征询和平意见。萱野建议托头山满,蒋即赠相片示意。头山满却不领情,认为蒋不识抬举,对愿提携的日本“反戈”,骂蒋“终竟是傻瓜”?选自此蒋与这些日本“民间人士”无法再从事有意义的谈判。上面这些秘密接触,都是从日本战败后公布或泄漏出来的文件证实的,宣传绝不中途妥协、宣传抗日到底的蒋介石当然是守口如瓶的。这些秘密接触,当然只有他们优为之,他们干了,也不会戴上“通敌叛国”的帽子。 蒋介石暗通日本,多次密谈,只因日本政府受到军方的干扰,拿不定主意,而蒋之一方,则感到难以“化暗为明”,迟迟难决而延误时机,再加上共产党一直在揭他的底,以及半途杀出一个汪精卫,更加搅了局,却让蒋介石最后“八年一觉渝州梦,赢得人间抗战名”?选 最有趣的,照龚德柏《汪兆铭降敌卖国秘史》的说法,汪精卫生前死后的一大罪状,乃在于他“妨碍中日讲和”?选龚德柏是拼命丑诋汪精卫的,但弄巧成拙,岂不正好反证了蒋介石那边在跟日本讲和吗?是以“蒋汪双簧”的谜底是,两人并无默契,各自搞一暗一明的“和平运动”,只因阴错阳差,两人的“努力”不仅不能“合流”,反而相互抵消。“和平”的失败,却让蒋介石熬到意外的“胜利”。 蒋介石与日本讲和的管道,于抗战八年之中,始终不断,连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亦曾于一九三九、一九四○、一九四一年,替蒋向华北日军提过只要长城以南主权的和平条件。(见Shaw,AnAmericanMissionaryinChina,P.125)近人论史,居然还要以为用“抗战到底一词来表达其领导对日抗战的基本方针,足以涵盖一切”(见蒋永敬《蒋中正先生领导对日抗战的基本方针——抗战到底》,载《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》第二册,页四九九),请问“涵盖”得了与日寇暗通款曲的事实吗?

汪精卫叛变的电文公开发表前,他给蒋介石写去一封私信:

介石总裁钧鉴:兹有上中央电,除拍发外,谨再抄呈一纸,以备鉴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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犹忆本月九日在黄山晋谒时,铭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,在如何支持战争;日本之困难,在如何结束战争,两者皆有困难,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,故调停之举,非不可能。

外交方面,期待英美法之协助,苏联之不反对,德意之不作难,尤其待日本之觉悟。日本国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,东亚之不可独霸,则和平终当到来。凡此披沥,谅蒙忆及。

今日方声明三项,实不能谓无觉悟,我方如声明,可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,而努力折冲,使具体方案,得到相当解决,则结束战争,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,诚为不可再失之机矣。

英美法之助力,今已见端倪,惟此等助力,仅能助我结束战争,比较有利,决不能助我至出兵参战,此早为睿断所及,无待赘言。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以为单独行动,德意见我肯接受和平谈判,必欢然协助,国际情形大致如此,似无可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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